人民日报海外版

  1977年5月7日,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以此为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任第一任院长。

  在近日举办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40周年大会上,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乔木同志特别强调,要真正建成一个科学院,必须有自己学术性的出版单位,把科研成果推广出去。”

  1978年6月14日,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社科出版社)。

  197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提高生产率》,是美国教授唐纳德在卡內基·梅隆大学演讲词的中译本。这本定价两毛钱的小书发行了数十万册,反映人民对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期望。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线月,社科院哲学所及《哲学研究》编辑部两次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社科出版社据此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上、下),首版50万册,在思想交锋中辨明真理,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作为社会本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秩序和交往规则的法治,作为社会灵魂的人文精神。”采访中,学者出身的社科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对记者说。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社科出版社的出版选题每次都能先行一步、踩在时代关注的点上。上世纪9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时,出版社推出了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以及董辅礽、梁小民的经济学著作;进入新世纪,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引起国际重视,社科出版社出版了蔡昉的《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每个热点选题及作者,几乎都是社科出版社第一个挖掘出版。当其他出版社跟随弘扬时,社科出版社早已前行,寻找下一个时代敏感点了。

  习主席提出建立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出版社马上行动。为克服出版周期长问题,从选题、编辑到销售一条龙,两三个月就将智库成果传播到全社会。2016年到现在共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多种高端智库图书,每本书5万字左右,几个小时可快速读完。

  40年来,社科出版社用出版的两万多册图书见证和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同行。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表达了他对社科出版社的感激。1988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竟然被社科出版社出版并销售一空。须知,当时出版资源非常紧张,连北大的讲师、副教授出书都不容易,遑论学生?出版社设立“博士文库”支持学术新人,颇有远见卓识。类似的还有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等。至今,博士文库已出版269本。

  视野开阔,许多工作都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事业乃至现代化建设着眼,而不局限于社科院。除文艺理论、经济、哲学、国际方面的出版外,他还规划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中国第一部全面记录国史的《当代中国丛书》。

  这种宽广视野,作为一种基因,留在了社科出版社。李泽厚《美的历程》、吕叔湘《怎样学英语》、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于光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钱钟书《石语》、费孝通《中国绅士》、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一部部大师之作,让几代学者和千万读者吸收新知、启迪思想,推动了学术、经济、社会的进步。

  社科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为社科院学者、学部委员出文选、文集,一方面将目光投射到整个学术体系,以宏观视角盘点各学科建设的家底,梳理脉络,拾遗补缺,描绘版图,为后人准确书写共和国学术史乃至通史奠基。自2008年到2018年,社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在内的35部著作,“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终于规模大成。

  2017年底南京大学发布“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在影响力评价涉及的21个学科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12个学科位居全国前三强,综合学术影响力全国最高。另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图书入藏海外图书馆达1800余种,海外影响力位居第一。

  社科出版社不但擅长把握时代主题做大书,而且把主题图书做成了精品,不板不端有干货,活泼通俗有人看,将学术普及到大众。

  1989年,社科出版社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一本“走出去”图书《中国概况》。中共十八大以来,社科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签约“走出去”图书达276项,先后成立智利分社、法国分社。

  谈起他们策划的“走出去”三套丛书——“理解中国”“中国制度”“简明中国”,社长赵剑英很是自豪:这三套书是有战略设计、内在逻辑、相互呼应的!“理解中国”讲中国的变化、中国的新气象;“中国制度”解释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制度优势;“简明中国”则介绍文化、历史等中国形象的内涵部分。每本书都用扎实的事实及研究阐释中国的治理和制度体系。如“理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何以稳定》,论述网格化管理、高校辅导员制度、居民社区支部建设等基层治理,阐释中共是如何在快速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保持总体政治稳定的。《理解中国》丛书的多语种出版,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靓丽名片。《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英文电子版在斯普林格数据库上线次(学术类电子书通常为1600次/年),《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发行15万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走出去”的同时,社科出版社也在“引进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引进并组织翻译《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首席专家、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对社科出版社经得住短平快的市场诱惑,矢志打造精品力作的精神感触颇深:中文版是“剑桥三史”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全书3000万字。像这样大规模、高难度、开拓性的工程性项目,如果不是出版社敢于创新、先期投入充足研究和出版经费,是不可能完成的。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说:伟大的出版社一定依靠价值和灵魂作为出版的基础,而这需要历史的眼光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1977年5月7日,哲学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独立出来,以此为基础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任第一任院长。

  在近日举办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40周年大会上,社科院原副院长汝信回忆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乔木同志特别强调,要真正建成一个科学院,必须有自己学术性的出版单位,把科研成果推广出去。”

  1978年6月14日,主持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社科出版社)。

  1978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提高生产率》,是美国教授唐纳德在卡內基·梅隆大学演讲词的中译本。这本定价两毛钱的小书发行了数十万册,反映人民对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期望。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线月,社科院哲学所及《哲学研究》编辑部两次召开“真理标准讨论会”。社科出版社据此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集(上、下),首版50万册,在思想交锋中辨明真理,推动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

  “一个健全的社会,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作为社会本体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秩序和交往规则的法治,作为社会灵魂的人文精神。”采访中,学者出身的社科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对记者说。

  在这种认识指导下,社科出版社的出版选题每次都能先行一步、踩在时代关注的点上。上世纪9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时,出版社推出了刘国光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以及董辅礽、梁小民的经济学著作;进入新世纪,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引起国际重视,社科出版社出版了蔡昉的《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等……每个热点选题及作者,几乎都是社科出版社第一个挖掘出版。当其他出版社跟随弘扬时,社科出版社早已前行,寻找下一个时代敏感点了。

  习主席提出建立中国特色高端智库,出版社马上行动。为克服出版周期长问题,从选题、编辑到销售一条龙,两三个月就将智库成果传播到全社会。2016年到现在共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多种高端智库图书,每本书5万字左右,几个小时可快速读完。

  40年来,社科出版社用出版的两万多册图书见证和记录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共和国的现代化进程同行。

  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表达了他对社科出版社的感激。1988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博士论文《朱熹哲学研究》竟然被社科出版社出版并销售一空。须知,当时出版资源非常紧张,连北大的讲师、副教授出书都不容易,遑论学生?出版社设立“博士文库”支持学术新人,颇有远见卓识。类似的还有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等。至今,博士文库已出版269本。

  视野开阔,许多工作都从整个国家社会科学事业乃至现代化建设着眼,而不局限于社科院。除文艺理论、经济、哲学、国际方面的出版外,他还规划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以及中国第一部全面记录国史的《当代中国丛书》。

  这种宽广视野,作为一种基因,留在了社科出版社。李泽厚《美的历程》、吕叔湘《怎样学英语》、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于光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钱钟书《石语》、费孝通《中国绅士》、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一部部大师之作,让几代学者和千万读者吸收新知、启迪思想,推动了学术、经济、社会的进步。

  社科出版社一方面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为社科院学者、学部委员出文选、文集,一方面将目光投射到整个学术体系,以宏观视角盘点各学科建设的家底,梳理脉络,拾遗补缺,描绘版图,为后人准确书写共和国学术史乃至通史奠基。自2008年到2018年,社科出版社推出了包括《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在内的35部著作,“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丛书终于规模大成。

  2017年底南京大学发布“中文学术图书引文索引”,在影响力评价涉及的21个学科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12个学科位居全国前三强,综合学术影响力全国最高。另据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图书入藏海外图书馆达1800余种,海外影响力位居第一。

  社科出版社不但擅长把握时代主题做大书,而且把主题图书做成了精品,不板不端有干货,活泼通俗有人看,将学术普及到大众。

  1989年,社科出版社与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一本“走出去”图书《中国概况》。中共十八大以来,社科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签约“走出去”图书达276项,先后成立智利分社、法国分社。

  谈起他们策划的“走出去”三套丛书——“理解中国”“中国制度”“简明中国”,社长赵剑英很是自豪:这三套书是有战略设计、内在逻辑、相互呼应的!“理解中国”讲中国的变化、中国的新气象;“中国制度”解释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就是制度优势;“简明中国”则介绍文化、历史等中国形象的内涵部分。每本书都用扎实的事实及研究阐释中国的治理和制度体系。如“理解中国”丛书中的《中国何以稳定》,论述网格化管理、高校辅导员制度、居民社区支部建设等基层治理,阐释中共是如何在快速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中保持总体政治稳定的。《理解中国》丛书的多语种出版,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的靓丽名片。《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英文电子版在斯普林格数据库上线次(学术类电子书通常为1600次/年),《简明中国近代史读本》发行15万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走出去”的同时,社科出版社也在“引进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引进并组织翻译《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翻译工程首席专家、社科院原副院长武寅对社科出版社经得住短平快的市场诱惑,矢志打造精品力作的精神感触颇深:中文版是“剑桥三史”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全书3000万字。像这样大规模、高难度、开拓性的工程性项目,如果不是出版社敢于创新、先期投入充足研究和出版经费,是不可能完成的。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说:伟大的出版社一定依靠价值和灵魂作为出版的基础,而这需要历史的眼光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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